这样通过诉的强制合并制度就解决了精神损害另行起诉可能带来的司法效率低下的问题。

行政执法和解既然是一种协商机制，是否适用该制度就应由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共同决定。{8}356按照《德国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和解合同的条件是：1）存在着有关事实状况或者法律观点的不确定状态。

二、先决程序：行政执法调查标准和调查限度 在比较法意义上，域外关于行政执法和解的适用底线在程序上的规定要求并不相同。笔者对于我国行政执法和解中如何进行风险控制作了一些探讨，也许有失偏颇，也许微不足道，但自我不懈探索，亦感意义非常，如若能有抛砖引玉之功效，则欣喜不已。如果以执法的经济简便为目的，必然会淡化行政执法本身。特别是当第三人认为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履行将损害自身合法利益，或者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时，可向行政机关申请撤销行政执法和解协议。作为行政执法和解制度的先决条件，穷尽职权模式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应然要求，是实现行政执法和解立法目的的必然选择。

不能仅对与案件相关的主体公开，应该对社会公开。在适用和解制度时，行政机关不需要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进行准确定性，只需要与行政相对人达成有效的和解协议，并履行了和解协议，行政执法处理程序就可以终止，从而达到节约行政执法资源、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在大革命期间，法国人民确实将自己建构为制宪权主体。

然而，第三共和国确立普选制的事实并不能彻底根除代议制的固有缺陷。在他们看来，西耶斯的代议制宪论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命题。[44] 在自然状态下，个人可以保持意志独立、人身自由和财产私有，但他并不是一颗物理意义的原子。（2）抵制危险的激情，提出修宪议案。

[42]参见注[38]，第7-12页。无论在私人领域抑或公共领域，代议随处可见。

[9]按照施密特的理解，法国革命制宪的关键是对谁来决断和决断什么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对生性高傲的西耶斯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对他而言，制宪权可以决断代议的程序，但却不能否认其更为重要的两个功能——劳动分工和理性协商。[56] 权力划分可以保护自由，权力集中则会导致专制，这是孟德斯鸠珍视的原则，也是法国革命者坚持的信条。

针对特权者以征服者的后裔自居，反对第三等级行使政治权利的立场，他呼吁把那些继续狂妄地自诩为征服者种族的后裔并继承了先人权利的所有家族，一律送回法兰克人居住的森林中去。政治状态是真正的分水岭。[81] 假如结合西耶斯的社会契约论来看，代议制并非纯粹的政治建构，它的存在先于制宪权。[36]瑞士学者罗尼斯劳•巴奇科（Bronislaw Baczko）指出，社会契约论对于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形成举足轻重，卢梭的思想不仅是西耶斯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障碍。

[73]汉娜•阿伦特认为，西耶斯陷入了制宪权与宪制权的恶性循环。[38] Erwan Sommerer, Le contractualisme Révolutionnaire de Sieyès. Formation de la nation et prédétermination du pouvoir constituant，Revue Fran?aise dhistoire des idées politique, No.33（2011/1）, p.6. [39] See Notice sur la vie de Sieyès, Paris, Chez Maradan, LAn Troisième, p.8。

初级议会对宪法审查委员会的修宪草案进行表决，决定是否启动修宪程序。三、如何制宪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保障人权是行使制宪权的预设，不能因为其决断内容的有限性，就遽然断言制宪权的规范性也存在于此。

国民议会的关键不是清点民主的选票，而是要提案、聆听、汇总、修改自己的建议，并集体形成共同意志。除了西耶斯，拉博•圣艾田（Rabaut Saint-Etinne）也是一个激进的反历史主义者，喊出了历史不是我们法令的口号。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中有不少人主张效仿美国，建立参众两院制。巴斯蒂表示，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是西耶斯哲学的深层基础。[39]亚当•斯密以及重农学派的著作对西耶斯的影响尤为卓著。[74] Hanna Arendt, On Revolution, p.157. [75]参见注[5]，第90页。

尽管波旁王朝缺乏成文宪法，但很多人认为旧制度承认的基本法类似于非成文的宪法，具有限制国家（主要是王权）的效力。马尔贝格等人曲解西耶斯的制宪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代议制仅仅理解为选举政治，将之看作直接民主的替代品。

[30]由此可见，在历史之于自由的意义问题上，西耶斯的看法和孟德斯鸠针锋相对。没有特权等级，第三等级将会是什么？是一切，是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一切。

协同体系的好处不言自明，既能把党派斗争变成简单的舆论争鸣，让社会远离群情激昂、骚动不安的状态，使道德败坏、丧心病狂的人无法从中渔利，又不至于麻痹维持活力、催生启蒙的生命运动。[12][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页。

对他而言，代议制是现代商业社会必须遵守的劳动分工原则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第二，他们把专断的、超法律的制宪权授予国民或至高无上的人民。由此可见，西耶斯的代议制宪论合乎逻辑，制宪权与宪制权的恶性循环不过是马尔贝格和阿伦特的牵强附会。基本法的概念尽管在1576年首次出现在高等法院的法官之手，但其约束王权的内涵在克洛维时代已经初具雏形。

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特权等级，一切将更为顺利。[51]每个人都因此增加了自己的自由和福祉，所以西耶斯把全体成员为增进个人利益而彼此联合的行为视为社会契约的缔结，视为国民的形成，视为公意的诞生。

殊不知，面对强权时，哲学的信仰和法律的逻辑毫无招架之力。对于两种宪法观念的根本差异，保尔•巴斯蒂（Paul Bastid）有过精辟的概括，宪法是自然亦即社会现实的自发产物，人类的天才和个人的创议在其中毫无发挥余地？抑或相反，它是一种艺术的产物、一种意志的创造，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概而言之，它出乎自然，还是人为的构建？[20]在18世纪，关于宪法是历史产物抑或理性建构的争论，还和旧制度法国是否存在宪法的问题密切相关。

我们应当而且只能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西耶斯制宪权理论中的决断主义。西耶斯之所以说国民独立于一切规章之外[33]等话语，乃是为了批判旧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否定王权、神权以及贵族独占甚至分享政治决断权的可能性，并确立国民作为唯一的制宪主体的身份。

Des manuscrits de Sieyès,1773-1799, tome I, sous la direction de Christine Fauré, Paris, Honoré Champion éditeur,1999, p.457. [17]按照西耶斯估算，第三等级人口在2500万?2600万左右，而特权等级的人数不超过20万。譬如，卡尔•施密特大张旗鼓地强调制宪权的人民归属，不遗余力地鼓吹人民决断，将之界定为一种从无到有的绝对决断，却全然不顾决断的内容是否正当、决断的程序是否合法。他认为，消灭特权等级对法国社会百利而无一害，第三等级现在是什么？是一切，是被束缚被压迫的一切。事实上，西耶斯更多是法国宪政自由主义的重要开创者，[68]而不是绝对主权理论的传人。

免受法律的管束，或赋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种事物以专属权利。事实上，西耶斯很少使用主权的概念，而且主要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它。

法国宪法委员会承认人权宣言具有宪法效力的事实，只能说明西方国家对人权观念的认识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但并不表明自然权利和人权的模棱两可性从此消亡了。[24] Richard B. Phillips, The Abbée Sieyes and the social prote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issertation,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1963, p.53. [25] Antoine de Aaecque, Le corps de lhistoire. Métaphores et politique （1770-1880）, Paris, Calmann-Lévy,1993, p.112. [26]同注[12]，第22页。

凯尔森否认自然权利、人权和制宪权的规范性，拒绝将之纳入法学考察的范畴。他们效仿布兰维利耶，竞相援引历史，证明特权存在的合理性：在君主国家里，等级、权利、荣誉特权的差别总是存在，并且和出身、地位密不可分。